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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接下来的七天。

    北极星基金会议室变成了不眠的战场。

    窗帘永远拉着，分不清昼夜。

    长桌上堆满了成箱的文件、法律卷宗、财务模型报告。

    白板上画满了错综复杂的时间线，人物关系图和应对策略要点。

    赵源宇大部分时间坐在主位。

    听着安佑成和大卫律师以及不断进出汇报的游说公司代表的陈述。

    他的话不多，但每一个问题都切中要害：

    “财政部哪位官员对风险数据最感兴趣？”

    “他的政治诉求是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SEC内部，推动调查最力的是哪个部门？”

    “负责人是谁？”

    “他的职业生涯关切点是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经济版块的编辑，对我们救助基金的反应如何？”

    “有没有可能安排一次不引述来源的背景吹风？”

    “国会山那些盯着华尔街肥猫的议员，我们的游说者接触了吗？”

    “他们想要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听证会上的炮轰，还是选区的投资承诺？”

    赵源宇的指令清晰而冷酷：“告诉我们在财政部的联系人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的数据可以帮他们更快摸清底牌，制定救助方案，这是政绩。”

    “前提是，合理的合作氛围。”

    “对SEC，态度要恭敬但坚定。”

    “提供他们流程上需要的一切非核心资料，拖慢他们的节奏。”

    “同时，让媒体开始关注救助基金的第一批申请企业故事。”

    “联系我们在中西部铁锈带的投资顾问。”

    “物色两家确实有竞争力但受困于信贷的制造业企业，作为救助基金首批高调援助对象。”

    “要拍照，要上地方新闻。”

    林书允负责记录、传达、安排行程、处理赵源宇与各处联络的加密通讯。

    ……………

    第七天深夜。

    通过层层秘密渠道的安排。

    赵源宇在华盛顿一家不对外营业的私人俱乐部书房里。

    见到了联邦政府财政部高级官员亨利·沃顿。

    一位头发灰白、眼神锐利、带着深深法令纹的六十岁男人。

    他负责评估金融危机损失。

    没有寒暄。

    沃顿直接盯着赵源宇，目光犀利：

    “三百八十七亿！”

    “赵会长！很多人一辈子，不，几辈子都赚不到的钱。”

    “而你们，似乎刚好在音乐停止前，拿到了最大的一块蛋糕。”

    “国会里很多人，我的同事们，甚至街上的普通人，都在问同一个问题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是你们？”

    “你们知道什么别人不知道的？”

    压力如实质般弥漫在书房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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